【党史学习教育】从“保卫苏联”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形成过程 ​

来源:     点击数:36     发布日期:2021-11-16 00:00:00

史实|从“保卫苏联”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形成过程


 

简介

作者:张涛、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本文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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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斯大林首提“保卫苏联”政治性口号。在此口号指引下,受意识形态和世界革命理念的影响,王明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随着法西斯战争威胁日渐加深,共产国际开始尝试摆脱“左”倾思维束缚,季米特洛夫主持工作期间,共产国际完成了政策调整。在重新审视革命同盟军的过程中,王明统战思想渐次发生转变,并在1935年前后考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7月,王明用4天时间起草了《八一宣言》初稿。7月1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多次讨论和修改宣言内容。7月30日,胡秋原对宣言做进一步润色。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阅后认可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又进行三次讨论,于9月24日批准了宣言。10月1日,《救国报》首次刊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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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研究的诸多议题中,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该领域长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和青睐。截至目前,学术界在此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廓清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史实。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知,学者们的学术关照在于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历史功绩、产生条件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其的特殊贡献等内容,而孕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则普遍地遭致摈弃。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八一宣言》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虽有学者在行文时对宣言有所论及或进行过专文研讨1,但大家对宣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大都语焉不详,从而导致宣言产生历程的史实研究尚属粗线条式记述。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而客观地呈现《八一宣言》的来龙去脉,对推进和深化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八一宣言》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如下问题:(1)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同时期的政策对中共统战造成的影响;(2)王明统战思想的转变历程及其对宣言出台发挥的作用;(3)宣言的具体起草和发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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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卫苏联:“左”倾思想诱使中共统战政策错位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历史命题,声称“绝对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是衡量各种集团、派别和政党是否具有国际主义的重要标志,是检验它们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1]。在估判苏联正面临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1928年7月1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正在逐步加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危险将是当前共产国际的基本问题”[2](140),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战争发生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消灭法西斯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解放被奴役的殖民地,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2](141)。为确保国际无产阶级维护苏联新生国家政权的稳固,联共(布)将“武装保卫苏联”与共产国际政策联结起来,并把它作为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同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再次重申了斯大林的观点。大会认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将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光荣职责就是要保卫苏联,以防止苏联遭受国际资产阶级的侵犯[3](56)。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是“组织国际斗争日,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4]。1928年9月1日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继续指出,世界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地保卫苏联的安全,使其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进犯[5]。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保卫苏联”提升至各国革命斗争头等重要的位置,强调要将“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动势力的运动继续进行下去”[3](188)。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武装保卫苏联”一直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共产国际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虽有过正确的阐述,然而,此次大会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等“左”倾思想被共产国际机械地运用于中国,给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共产国际依此判断制定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策略,形成了许多“左”倾错误方针。对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精神,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全盘予以接受。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认为,在革命与反革命即将决定胜利的时刻,要想从政治上解除统治阶级的反动武装,共产党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地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6]。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共产国际理应根据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指导政策,但它无视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并试图灭亡中国的事实,仍然大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苏维埃政策。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中共并没有认识到日本对华侵略已造成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与日本的矛盾正在激化,因而不懂得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为己所用,并且坚持要工农劳苦民众“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7](399)。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提到,满洲事件是“反苏战争的序幕”[8](565),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任务就是要“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8](566),各反帝公开组织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要“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7](422)。1931年1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告全国工人、告资产阶级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书》中指出,日本侵占满洲,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而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的战争,也是对我们的战争。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使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各支部要积极地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行为[9](166-167)。基于这样的认识,共产国际反复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多次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世界各国工人和劳动者,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9](277)。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后,伴随着民族矛盾的渐次尖锐,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如能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势必会推动抗日运动向前发展。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当时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僵化地看待日本侵华后的中国时局,顽固地执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路线,判定中间派别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没有使革命力量得以发展壮大,反而使革命队伍遭到严重损耗。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10]。日本对上海等地发动武装进攻后,中共中央于1932年2月15日发给各地党部的信函明确提出,各地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11](113-114),在反日斗争过程中,要“集中力量建立下层的群众基础”[11](115)。在“左”倾思想的束缚和影响下,中共中央错误地对待十九路军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爱国行为,主张坚持“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9](185),进而导致中共失去联合中间阶层等抗日力量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分析远远落后于社会实际,基于这种分析而制定的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统战政策严重脱离我国国情,使得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在世界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相继失利,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思考政策调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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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拐点:季米特洛夫促成共产国际调整政策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致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希特勒执掌国家政权后,迅速推行法西斯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加速崩溃,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政策日益破产。由于同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成就与资本主义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产生深刻分化,社会民主党工人越来越愿意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12]。伴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日渐猖獗,社会党国际开始积极寻求与共产国际合作,以期共同反击法西斯主义。不过,共产国际此时尚未真正突破原有政策思维的束缚,仍然坚持对社会民主党的既定看法,继续推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193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坚持认为,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德国法西斯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13](512)。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在讨论抵御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时,继续把从下层进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与从上层进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对立起来[14](350),这就很难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认知真正有所转变,主要得益于季米特洛夫就任共产国际领导人后的接续奋斗。1934年2月27日,季米特洛夫获释抵达莫斯科。考虑到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存在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从1934年春开始与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政策等问题。1934年4月7日,在谈到共产国际领导层的问题时,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库西宁和马努伊尔斯基等人的毛病是“不注意细节”,他们“不爱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说些大话和一般论断”,害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5](37)。上述情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影响,各领导者害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敢轻易突破现有政策。鉴于原来的共产国际领导层无法胜任工作,斯大林建议季米特洛夫先承担起共产国际的工作,并承诺帮助他开展工作,声称“必要时您可以放心地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15](38)。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后,季米特洛夫积极扭转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的不良思想倾向。1934年4月25日,马努伊尔斯基与季米特洛夫畅谈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建议季米特洛夫要改变“可怕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和官僚主义”[15](39)。5月1日,针对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思想问题,季米特洛夫希望再次与斯大林沟通相关事宜[15](40)。经过季米特洛夫的不懈努力,共产国际领导人员的错误思想最终得到有效克服。在纠正共产国际领导层所犯错误的同时,季米特洛夫还积极帮助各国共产党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1934年5月11日,季米特洛夫向法共领导人多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必须摆脱季诺维也夫时期的陈旧的教条主义公式”[16]。这种政策指导很快就见到了成效。5月23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和评论文章《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这两篇文章鲜明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这表明共产国际开始考虑采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法共中央,明确要求法国共产党必须扩大统一战线,集中工人群众的全部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随着法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季米特洛夫号召法共要“通过灵活和一贯的政策,保证最大可能地发展统一战线”[14](372),以挫败社会民主党破坏统一战线的企图。10月24日,法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建立“人民阵线”思想,此举赢得了法国群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1934年12月9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马努伊尔斯基严厉批评宗派主义和机械照搬死板公式的态度,呼吁各国共产党要创造性地借鉴法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欧洲各国共产党也相继在反法西斯斗争策略上取得重大进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能否真正确立下来,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是否得到了及时修正。关于是否修改共产国际过时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内部曾产生严重分歧。极左分子认为,革命危机马上到来或已开始,要进一步推进共产国际的政策激进化[17];而其他成员只同意对策略做部分修改,不愿意对策略进行彻底性变革[14](370)。为了解决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的认知偏差,1934年6月底,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改变一系列过时的和导致失利的观点。必须纠正那种认为统一战线策略仅仅是一种旨在揭露社会民主党首领的观点”[18]。7月1日,在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中,季米特洛夫对以往的错误路线进行了纠正,特别强调统一战线策略必须随局势的变化而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9](334)。7月2日,季米特洛夫尖锐批评了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思想和“下层统一战线”观点,要求对那些过时的策略指导方针进行大胆的修正[14](368)。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保守派和激进派相继放弃错误观点,开始支持季米特洛夫倡议的新方针政策。在8月29日的预备委员会会议上,库西宁强烈要求对世界形势进行清醒的分析,及时修正共产党的策略和纠正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严肃地与“左”倾宗派主义思想作斗争[14](370)。经过多次讨论,共产国际领导层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初步奠定了共产国际制订新策略的思想基础。1934年10月25日,斯大林致信季米特洛夫,表示同意和支持“改变共产国际机关工作方法和逐步改组共产国际”等建议[19]。11月7日,季米特洛夫在题为《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建立统一战线策略的双重阻力,主张要坚决避免刻板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和机械地照搬他国革命经验的行为,防止出现生搬硬套运用他国经验而导致的运动失败现象,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人要组织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威胁[20]。到1935年初,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内部思想达成一致,各领导者一致认为,必须改变对待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势力的态度,全力打击法西斯主义,为共产国际七大实现政策转变准备前提条件。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季米特洛夫针对统一战线的内容、形式、意义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深刻总结了欧洲各国反法西斯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斗争的基本经验,适时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口号。至此,共产国际正式完成了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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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救国:王明统战思想从下层统战转向广泛联盟

从1933年至1935年,鉴于中共在城市和农村的革命活动遭致不同程度的围剿,在各种社会力量抗日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策略性地调整对华策略,旨在克服中共和苏区在政治上日渐严重的孤立状态[21]2。在此期间,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发给中共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代表团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共同制定并经过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并没有机械地执行“斯大林意志”。在认同国家苏维埃方针的范围内,王明等人开始重新审查先前抗日反蒋斗争中的中共同盟军问题[21](前言12),他们起初坚持捍卫过时的指导方针,仅仅同意对策略做一定的修改[14](370)。经过季米特洛夫的帮助,王明的抗日统战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并逐渐放弃“左”的错误思想,进而在1935年前后完成统战思想的初步转变。1933年秋,王明曾对准备启程回国的黄药眠说:“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个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这样的策略是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组织爱国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22]王明的这种思想转变,在此之前已有所体现。1933年初,日本武装入侵华北,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主张在三大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3](458)。这份宣言反映出中共代表团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约束,愿意与各抗日爱国力量携手抗日救国。随着中共逐步认识到采用民族革命战争策略解决民族危机的迫切性,为纠正临时中央和满洲省委的“左”倾错误,1933年1月26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函特别提出了在满洲地区进行反日斗争应坚持的总策略方针,即“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23](77),并且告诫我们党“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23](79)。尽管此时的中共代表团没有真正摆脱“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禁锢,但在讨论如何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中共代表团提出应具体客观地分析主客观因素和各种不同对象,在斗争中除坚持下层统一战线之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23](78)。这说明中共代表团在执行共产国际统战政策的同时,开始肯定和重视中间阶层的抗日主张,积极推动各社会阶层联合抗日局面的到来。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共产国际开始改变敌视中间派别的“左”倾政策,倡议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33年5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具体指示,建议中共领导组成联合斗争的统一战线,“在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组建全国民众救国会”,呼吁全国民众行动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21](426-427)。不幸的是,共产国际只把工人、农民和城市劳动群众视为中共的联合对象,这就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很难彻底打破“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窠臼。10月27日,王明和康生致信临时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六条行动纲领,主张“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21](570),宣称“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对日作战表同情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都是我们的朋友”[21](569),一改过去把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敌人的看法。不可否认的是,中共代表团的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赢得国内各抗日爱国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但是,中共代表团在重新审查以往方针政策时,仍带有明显的“左”倾思想。中共的抗日行动纲领迅速得到了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赞许和支持。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积极倡导“军队立即停止屠杀中国同胞,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联合日本帝国主义一切敌人,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关系”[24](92-93)。这份纲领已初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雏形,较之前的抗日宣言有明显进步。当天,中共中央向各级省委、县委和市委下达秘密指示信,明确说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23](257),同时,“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误解为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国民党斗争,而正确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国民党斗争”[23](267)。这说明,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此时的中共中央依然将国民党排除在抗日统战对象的范围之外,这种做法无益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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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春,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基于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共产国际决定改变过去的“左”倾错误路线,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共产国际更加强调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随着蒋介石相继发动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中共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不断恶化。为此,王明等人开始思索中共的政策调整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1934年9月16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使是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力利用”[25](247)。10月1日,为了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王明就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等工作致信中共中央,强调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党组织要学会“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25](268)。1934年11月,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王明着重分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广大民众的反帝高潮,指出“党在利用军阀派别内部冲突方面,要尽量使之发展并特别使之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对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剿共行为,“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尽力企图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一般民族解放斗争之某种组成部分”[26](412)。非常明显的是,王明此时在统一战线问题认识上较先前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他仍把蒋介石国民政府排除在可团结对象的范围之外。这种状况在1935年得到了改观。1935年6月3日,在寄给中共吉东特委的密信中,王明对中共既往方针做了重大修改,主张打破各地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武装抗日的人员参加游击队伍;建议在游击运动中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上层与下层统一战线,并使上层和下层统一战线联结起来,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27](285)。7天后,中共临时中央局发表《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坚决主张各级党组织采取灵活的方式团结各种反日力量,“必须与一切可能反日反蒋的政治军事派别协约共同进行反日反蒋的武装斗争”,“在可能的条件下,经过革命群众积极进行上层活动”[28](511-512),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要“彻底克服党内在反日反蒋问题上左倾关门主义的发生”[28](514)。这份宣言初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表明中共在统战政策和斗争策略上实现了某种转变。由此可知,王明统战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瞬间完成的。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王明思考统战问题的限度一直没有超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划定的政策范围,在政策的限定区域内,王明等人逐步依照中国国情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在世界新形势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王明实现了自我统战思想的蜕变,这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起草发表:中共代表团反复讨论修改宣言文稿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共中央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失去联系。与此同时,上海临时中央局无线电台被捣毁,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被迫中断。在共产国际调整统战政策和国内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成员开始考虑起草一个宣言。作为宣言的起草人,1935年11月,王明在《新形势与新政策》中谈到了宣言起草的历史背景,即“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七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郑重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八一宣言》的起草发表,是认真应用反帝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具体表现”[26](475-476)。在这里,王明对宣言产生的国内外背景进行了阐述,总体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然则,王明在此文中并没有详实记载宣言的具体形成过程。关于宣言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孟庆树曾回忆说:“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三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四天,他又进行修改。第五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做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27](287)梳理孟庆树回忆内容可发现,她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关于王明是否是6月初返回莫斯科的。根据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的回忆,1935年国内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由于王明6月初正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度假,他才建议中共代表团商讨中共过往政策,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范围,表示“在王明未回到莫斯科之前,中共代表团可先行起草发表一个声明”[29](201)。对于吴玉章先行起草发表声明的提议,中共代表团成员滕代远等人表示赞同和支持。经请示,该建议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反对,他表示此事要同王明进行商议。于是,中共代表团急电催促王明返回莫斯科。在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前,吴玉章已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多次讨论中国的局势和政策。经过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改变了与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团体在三个条件下签订抗日协定的政策,形成了建立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构想[29](201)。第二,关于王明返回莫斯科之后,是否立即起草了宣言。按照孟庆树的回忆,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立即着手撰写宣言。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存在疑点的。众所周知,在很大程度上,宣言是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对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形势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起草的,并在转向共产国际七大筹备会所制定的新策略的情况下最终形成的[30]3。此时的中共代表团虽已开始根据中国的国情策略性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但考虑到中共代表团受制于共产国际,加之王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意志的忠实拥护者,显然,在共产国际尚未正式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之前,王明不可能完全独立起草宣言。1935年6月14日,库西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七大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号召各党代表对本党策略做出重大修改[30]2,这说明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仍在变动中。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的成员,王明不可能脱离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前完成宣言的起草工作。有鉴于此,孟庆树的回忆并不真实可信。毋庸置疑的是,她的回忆从侧面证实了王明对宣言的诞生发挥了积极作用。1935年6月,接到中共代表团的急电后,王明启程返回莫斯科。6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代表团深入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正式决定发表一个宣言,并责成王明根据讨论内容起草宣言[29](201)。7月14日,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讨论并通过了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草案,成立了由王明等7人组成的草案修改委员会。另外,大会要求草案修改委员会于7月15日前完成宣言的修订,7月20日前起草好一封宣言解释信[31]。此后,经过7天的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最终确定了宣言的初稿。7月19日,王明将宣言草案呈送给米夫,并在信函中指出:“这个呼吁书是我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一起起草的……请首先注意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含义。恳请你腾出一点时间,以便我在两天内能得到你的指示和修改意见,好尽快结束文件的审定工作并把它发下去。”4宣言初稿定稿后,王明把它翻译成俄文,紧接着将俄文版宣言呈递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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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宣言的过程,王明回忆说:“在共产国际七大开幕时,他与斯大林在主席台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斯大林对宣言主要内容当即表示同意。次日早晨,季米特洛夫、别亚特尼茨基和马努伊尔斯基一字未改交回宣言草案,表示完全同意并准允公布。”[27](289)依照王明的回忆,他是7月25日将宣言递交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等人审阅的。审阅后,斯大林等人对宣言内容未做修改并表示认同,特许将宣言予以公布。从王明的回忆内容可知,他递交的宣言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修改。然而,他的这种说法却与他跟胡秋原的交谈内容产生了歧义。1935年7月30日,王明在与《救国报》总编辑胡秋原交谈时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要将反战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轮到我发言,我起草了一篇讲话稿,准备代表我们党发表一份告全国民众的宣言。因为这个宣言关系重大,所以特请老兄帮我润色一下。”[32]阅完后,胡秋原对宣言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时说,中共代表团要对中共的政策进行部分修改,以便促使中共政策具有明显的全民和民族性质[30](5)。王明的上述发言,也证实他的回忆是有误的。尽管宣言初稿和最终稿的内容和方针几乎完全一致[30](44),但是,这并不能排除中共代表团修改宣言的可能性。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作共产国际七大主题报告时说:我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同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9](392)。然而,8月20日通过的决议则强调,在中国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斗争,必须与扩大苏维埃运动及增强红军战斗力相结合,并且苏维埃要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9](449)。共产国际之所以作出上述决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如下考虑:第一,实行苏维埃化是斯大林所倡导的,历史上凡是偏离该政策的人员都被冠以“错误路线执行者”的名号,迫于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和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大会不敢轻易更改斯大林的主张;第二,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奉行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国家苏维埃化的政策,并且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共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国际政策调整的来龙去脉,共产国际突然改变口号可能会导致中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迷失方向;第三,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代表团成员避害谈利,对中国苏区和红军实力作了不切实际的报告,促使共产国际的决策缺乏客观真实的依据,从而沿袭了先前的方针策略。8月20日,陈云等人抵达莫斯科。通过陈云一行人的汇报,中共代表团获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3。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于8月25日至27日召开会议,全面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会上,王明详细阐明了中共制定新策略的两个基本出发点,指出中共的迫切任务是“不仅吸收最广大的、真正革命的、有觉悟的和忠实的分子,而且吸收中国社会上各阶级和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那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甚至不排除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33]。显而易见的是,王明当时已开始正确地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这就为中共联蒋抗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9月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数次开会商讨宣言批准事宜。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在几天时间内,以飞行表决的方式批准宣言草案。3天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等7人对宣言草案进行了飞行表决。9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审议通过了宣言建议稿2。随后,中共代表团将共产国际批准后的《八一宣言》编入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第2版,并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救国报》上进行首次全文刊载。由于宣言注明时期为1935年8月1日,因而又被称为《八一宣言》。为了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张浩回国。1935年11月中旬,张浩携带共产国际电台密码抵达瓦窑堡,跟张闻天交流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0日,张闻天向毛泽东通报了张浩的回国使命,在研究共产国际新精神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案”[34]。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各项政治主张,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之后,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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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概而言之,《八一宣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宣言的形成过程中,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为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确保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安全,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首提“武装保卫苏联”的政治性口号,继而成为接下来20余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政策。受意识形态和世界革命理念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地、无条件地执行此项政策,结果给各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化的留苏党员干部手中,他们将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和执行莫斯科意志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基本准则[35],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进而导致中国革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迅速崛起,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为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野蛮侵略,苏联和共产国际根据世情重新估判合作对象,积极寻求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和政党等同盟者的合作,适时调适统战政策,力图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通过季米特洛夫的不懈努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1935年8月得以最终确立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全国抗日爱国情绪的空前高涨,王明等人开始理性地看待中国革命现状,不再机械性地执行“莫斯科意志”。在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帮助下,王明扭转了过往的“左”倾错误认知,于1935年前后初步完成了统战思想的转化,并提出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客观地说,在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宣言的出台过程中,中共代表团并不享有最高决策权,更多的时候,它是统战政策能否落地和宣言能否面世的关键践行者。对此,中共中央曾高度评价中共代表团的历史功绩。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说:“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共产国际领导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作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36]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肯定了宣言的历史意义和中共代表团的历史作用。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抗战胜利的特殊意义,历史回溯和客观探究《八一宣言》形成的整个历史过程,无疑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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